人们常把长征的结局想成一个圆满的结尾:1936年秋,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,红军落脚陕北,随后与国民党实现短暂的合作、共同抗日。但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里揭露的一段往事,却让这个剧本出现了另一条可能性——会师不到两个月,中央已经在密谋一次新的大转移。
那次计划要的是放弃陕北根据地,从西北向东南突围,路线极其凶险:出陕北向东突破,直闯山西、穿过河南,绕行安徽、湖北,然后再向西北回转,等于是往国民党控制最核心的地方硬闯。中央认为这是一次具有高度变数的战略调整,河东主力需要准备脱离陕甘宁根据地。
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冒险的打算?关键有两个:一是陕北物资极度匮乏,黄土高坡的地方连本地农民都难以自给,突然多出几万军队,吃穿成了更大的问题;二是国民党军队紧逼,蒋介石的大军已跟到边上,胡宗南部队压在城下,张学良、杨虎城虽与红军有暗中合作,但绝不是能单独抗衡中央军的力量。一旦国军全力“剿共”,在那块不大的地盘上,红军难以长期支撑。 球友会
1936年11月8日,中央向徐向前下发了一封绝密电报,命令准备第二次长征。徐向前后来回忆,这份电报只有不到三十个人知道,是最高机密。按照部署,他所率的西路军先在河西走廊牵制,为主力打开通道;但西路军在河西与马家军交战,二万人多的编制最终只剩下四千多名幸存者突围,西向的通道基本被堵死。
就在二次长征即将付诸行动之时,局势发生了变数。张学良向陕北发来电报,建议红军主力在陕北再暂时等待一两个月,静观事态发展。张学良与杨虎城当时自身也面临巨大压力,东北军流离失所,士兵怨声载道,蒋介石一直在逼他们采取行动。中央曾在接到张的建议后开会讨论是否等待,毛泽东等领导也在权衡风险。
历史把抉择交给了一个突发事件:1936年12月12日凌晨的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暂时控制,局势由此彻底改变。二次长征的计划随之被搁置,双方进入谈判并最终形成抗日联合,红军改编为八路军,在敌后长期扎根并展开游击战。 球友会
回头看这段秘闻让人感到险象环生: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,或者发生得晚两个月,红军很可能不得不踏上那条穿越中原腹地、进入国民党心脏地带的灭顶之路,能否突围无人能断言。徐向前晚年曾表示,他心里感谢张学良的介入,但更感激中央在决策中没有把希望押在单一偶然上——他们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准备了后路。由此可见,历史虽无从假设,但有备无患的思路曾挽救了当时的处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