宴会设有十桌，出席的多为革命年代的老前辈。七十多岁的涂作潮安静地坐在一角，身穿朴素，似乎是一位平常老人。酒过几巡，一位老人不慎摔倒，众人连忙扶起，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直到后来才得知，那位老人是华克之。就在这时，罗青长举杯走到涂作潮面前，称呼他为“涂老，老大哥，小兄弟敬您一杯。”涂作潮没有多言，只是默默喝下杯中的酒。罗青长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，称呼一位出身木匠的老人，不仅是出于礼貌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背景。

涂胜华陪伴父亲三十多年，却从未深入了解父亲的经历。1956年，他仅有六岁，曾看到父亲在用紫色药水对材料进行抄写，而后将其压制成印版，重复复制。这些情景让孩子感到好奇，父亲平时温和善良，唯在此时显得格外严肃。邻居困在门外时，涂作潮能够从气窗进屋开门；汽车出现问题时，他口中能迅速说出“档挂高了”，却始终不承认自己会开车。

多年来，涂胜华曾询问父亲：“曹丹辉文章中的‘老涂’是您吗？”涂作潮依旧保持沉默。直到多年后，涂胜华在查阅资料时才明白，父亲在1931年曾担任红军无线电大队的机务员，并曾与政委冯文彬发生过争执。涂作潮的沉默并非故作神秘，隐秘工作者的首要习惯就是少说。涂作潮自评道自己性格不佳，遇事时直言不讳，也承认当年在处理争议时不够妥适。 球友会

涂作潮于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困家庭，13岁辍学为木匠。1920年，他参与湖南劳工会；1921年因参加泥木工人大罢工而被解雇。1924年，他来到上海，接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5年五卅运动中，他遭逮捕，获释后因对骚扰女工的流氓开枪被处分。这一举动虽出于正义感，却显露了他的鲁莽，于是党组织将他派往苏联学习。

在苏联，他最初学习爆破，后来转入军事通讯学校。由于文化程度不高，他的学习进展缓慢，几次未通过考试。老师建议他改为机务专业，涉及电台的组装与维护。这一转变改变了他的革命道路。作为木匠出身，他对材料和结构格外敏感，能将废旧零件改造得以重用。1928年，他代表中共六大出席会议，周恩来知晓他的木匠背景后，曾亲切称呼他为“木匠”，这个称号也成了他的地下代号。

1930年，涂作潮回国，协助李强从事无线电工作，早期实现了党的远程无线电通讯。进入中央苏区后，他负责电台机器的运作。长征期间，他因疟疾与部队失散，康复后独自辗转五千多公里，直到1935年4月才在上海找到组织。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，通信工作急需稳定设备，刘鼎将他调往西安，用尽可能少的经费用15块大洋购置一台旧收音机，改装成5瓦电台，搭建了西安与延安的通讯。 球友会

随后，他又成功组装出100瓦电台。由于设备容易引起敌方的注意，加之零件难以获得，他不得不亲自计算变压器参数，手工制作线圈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借助这台电台向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。1939年冬季，涂作潮在上海收留李白作为徒弟，李白后来成为电影《永不消失的电波》中“李侠”的原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不仅传授机务技能，还以商人“蒋林根”的名义开设无线电行，李白则作为助手掩护其身份。

然而，地下身份并不仅依靠技术隐藏。邻居一句“你像共产党”让涂作潮意识到独居、租住大房子会引人注意。组织为他介绍妻子，但他要求对方最好少识字、少接触电台，并且应带有孩子，这其实是为了保护家属，避免无辜牵连。1942年，李白被捕，涂作潮被迫撤离上海，临走前才向妻子坦白真实身份：“我不叫蒋林根，我叫涂作潮。如果我无法回去，你要照顾好孩子。”这句话成为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叮嘱。

1948年12月30日，李白再次被国民党逮捕，受尽酷刑后遇害。上海解放后，涂作潮作为军管会代表回到这座城市，四处寻觅徒弟的下落，最终得知李白等人均已遇害。尽管涂作潮早早加入党组织，资历深厚，却始终未能成为大众熟知的高级干部。晚年，他在上海电机厂任职，担任党委委员和厂长助理，依据三级工程师标准获得了司局级待遇。与他共在无线电领域奋斗的王诤最终成为四机部部长，而李克农则高升为上将，唯有“木匠”一人继续守护着电台、机器和那些难以留名的任务。 球友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