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7月，当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关闭时，54岁的西谷稔突然要求写下自己的经历，他轻声说：“我必须写下来，不然会睡不着。”守卫略感意外，递给他一本旧练习簿。从此，一段多年被遗忘的悲剧被重新提起。西谷开始记录，他的字迹在“1940年8月，察北顺德”下显得格外凌乱，似乎手在颤抖。那个月阴雨连绵，他和二十多名宪兵伪装成中国游击队，凌晨悄悄潜入李家坪。身着破旧军装的他们借助白布包头，轻易骗过了在半山腰劳作的村民。简短寒暄后，他们围坐在土屋里取暖，炖鸡的香味在空气中飘荡。

在回忆中，西谷特别提到一位穿着红衫的姑娘，她大约十七八岁，正端着木盆为士兵送水，双眼如雨后山泉般透亮。男人们被压抑的目光紧随其后，却无法散去空气中的躁动。

夜幕降临后，伪装成游击队的他们开始实施真正的暴行。西谷写道，宵禁过后，他用手电打出信号，队伍迅速分为三组，首先控制了水井、祠堂和村口。老人和孩子被反绑在院中，男人们的手腕因束缚而发紫，不得出声。“游击队在哪儿？”他以生硬的北平腔吼问，回应他的是唾沫和低声的咒骂。木棍、刺刀、电棍相继上阵，鲜血溅在墙壁上。写至此，他在纸上停顿，留下几滴墨点，似乎是未干的血迹。 球友会

关于那姑娘的遭遇，日记中只短短几行，却异常刺眼——“两名兵士，闯入众目睽睽之下，行不轨事”——字句如剜骨刀锋利。她被五花大绑，衣衫撕裂，惨叫声被破布堵住，十几名男人被迫跪观看，不得闭眼。有人试图冲上前来，结果被枪托砸倒，门口流出的血迹延续至草垛。

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，姑娘已选择咬舌自尽。她的父亲和邻里十余人被视为“共匪嫌疑”，接连被绑至村口的老槐树下。随着阳光初现，宪兵们轮流试刀，西谷写道，他听见脖颈骨断裂的声响，“就像冬日折干柴”，那声音多年后仍在耳旁回响。

屠杀结束后，山谷的雾气渐散，土屋尚未冷却的炊烟飘荡。宪兵们抢走了鸡鸭粮食，并放火焚烧院落。西谷在日记中说，当时他只是麻木地擦拭刀具，“任务完成，继续搜索”。然而，当夜行军路过被火光映红的天空时，他突然感到恶心，“好似吞了沙子”，但不敢言语。 球友会

1944年，他调至牡丹江宪兵队。阿穆尔河的寒风刺骨，他却常在梦中被那姑娘的哭喊惊醒。曾一度想向上级检举行凶的下属，却又害怕被视为懦弱，只能在酒中寻求麻木。1945年8月9日，苏军的炮火滚滚而来，关东军溃败，西谷随残部逃入林海，却仍被俘。在被押送至抚顺的途中，他心中忐忑，惧怕自己昔日的罪行被揭露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中国的看守递给他热水，还让他写信报平安，“我儿今年入学，请您教他礼仪”——这句话让他的脸色变得苍白。

在初次审讯中，他坚称“记不清”。然而，事情逐渐演变，夜深人静时，轻柔的呻吟声再度萦绕在他耳边，西谷再难自持。1956年夏，他写完八万余字的《反省录》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正是“李家坪事件”——包括那场羞辱、随后的屠村和他在血泊中寻找手表的细节。官方审查后决定对他免予起诉，而他对此感到不轻松，反而是震惊。他在日记的末尾写道：“原以为必死，却不料中国以礼相待。受恩如刺在背，余生将以悔恨为伴。”回国之际，他已经六十岁，致力于揭露侵华暴行，并经常向青年讲述“战争使人兽化”的道理。

李家坪再未重建，荒草覆盖着残砖，只剩下一道连接河边的断墙。当地老人说，每逢阴雨夜，依然能够听见铁蹄声和女人的哭泣声。西谷的笔记在日本出版后曾引发一时的轰动，却很快被新经济浪潮掩埋。如今，这本已经褪色的《自传》静静地躺在档案馆内，翻到那一页，上面的黑色钢笔字依稀可辨：“记之，为不忘。若再有狼顾之者，愿村火与血腥之味，永留世人鼻端，警醒心灵，不敢复作。” 球友会